【本報訊】澳區全國政協委常委何潤生在參加全國政協十四屆四次會議期間提出“一国两制”框架下构建内地与澳门禁毒戒毒协同治理机制的意見，他在意見中指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提速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入实质运作阶段，内地与澳门跨境流动日益频繁。跨境人群涵盖青少年学生、长期在内地工作生活的澳门居民以及频繁往返两地的从业人员等。在此背景下，毒品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跨境流动风险明显上升，滥用形态更加隐蔽复杂，禁毒戒毒问题从单一法域事务转变为需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统筹应对的跨境公共安全与社会治理议题。
从治理基础看，内地在禁毒执法体系、行政协调能力和强制戒毒资源配置方面具有明显制度优势；澳门则在预防教育、社区康复、社会组织参与和个案支持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实践体系。两地在治理理念、制度功能与专业资源上高度互补。但现行合作多停留在项目协作与经验交流层面，未形成稳定、制度化的协同治理机制，难以充分回应跨境毒品问题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当前，内地与澳门禁毒戒毒跨境合作中面临着若干深层次问题。首先，法律规章和制度体系差异明显，导致跨境执法与服务衔接存在结构性断裂。内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形成了以执法打击和强制戒毒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澳门则依据本地法律制度，更强调预防教育、社区康复与社会支持。在毒品及精神活性物质列管标准方面，内地已列管五百余种相关物质，而澳门列管范围相对有限，导致新型毒品在跨境流动时出现监管空档，也使案件协查、证据互认、人员移交及戒毒服务标准衔接面临现实障碍。
另一方面，现有跨境合作机制整体呈现碎片化特征，缺乏高层级统筹与常态化运行平台。尽管粤澳双方已建立若干合作载体并签署框架协议，但多以阶段性项目或专项行动为主，尚未形成稳定的联席会议制度、统一的行动规划和系统性的绩效评估机制。横琴作为“一国两制”交汇点和制度创新试验区，禁毒戒毒枢纽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同时，跨境毒情监测、趋势研判和服务数据难以及时共享，制约了预防干预的前瞻性和精准性。
此外，治理资源配置与服务模式不对等，协作难以形成优势互补的综合效应。内地禁毒以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为主导，资源集中于执法与集中戒治；澳门则依托社会工作体系，广泛吸纳社团力量参与，在预防宣传、社区康复、家庭支持和持续跟进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由于制度准入和执业资格限制，澳门社会团体难以参与内地禁毒服务，内地社会工作机构也缺乏跨境服务经验和机制支持，导致“澳门经验难落地、内地需求难承接”，跨境人群戒毒服务和社会支持容易中断，增加复吸风险。
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在国家层面统筹推进内地与澳门禁毒戒毒协同治理机制建设，在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尊重不同法域制度边界的前提下，通过规则衔接、资源整合和机制创新，提升跨境禁毒治理的整体效能。为此，本人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由国家禁毒委员会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会同司法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及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的内地—澳门禁毒政策与法律协调机制。通过设立跨法域专家工作组，定期比对毒品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列管目录，重点关注跨境滥用风险较高的物质，推动信息同步和技术衔接；同时研究制定跨境禁毒执法与戒毒服务协作指引，明确案件协查、证据转换、人员转介、戒毒标准衔接等操作规则，为地方层面的合作提供清晰、可执行的制度依据。
二是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由广东省禁毒委员会、珠海市人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横琴办具体负责，探索构建内地与澳门禁毒戒毒协同治理的实体化平台。通过整合现有粤澳戒毒研究与禁毒普法基地等资源，推动其向联合决策、资源统筹和项目孵化功能升级，并吸纳澳门社会工作局、教青局、卫生局及相关专业机构参与共管。同时，依托珠海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设立“跨境戒毒人员管理及转介服务中心”，发挥协调个案对接、粤澳协同、标准建立等功能。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支持澳门具备专业资质的禁毒社团在横琴设立服务代表处或合作基地，参与跨境预防教育、社区康复和家庭支持项目，逐步形成“横琴统筹协调、内地保障实施、澳门专业参与”的协作模式。
三是以跨境流动人群为重点服务对象，推动构建覆盖预防、干预、戒治与回归社会全过程的跨境服务衔接机制。建议由教育部、国家禁毒委员会会同澳门教青局、社会工作局，在横琴先行试点融合内地法治教育与澳门生活化理念的健康生活与禁毒教育体系，既覆盖青少年群体，也延伸至跨境就业人员和社区居民。在戒毒服务方面，推动建立跨境个案评估、转介与跟踪支持机制，对在内地接受戒毒措施的澳门居民，由粤澳专业人员联合制定回归计划，并通过数字化平台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共享服务记录。
同时，建议打通澳门籍戒毒人员解戒后留珠海接受社区康复的制度壁垒。建立“一地签约、两地履责”的工作模式，明确珠海属地监管与澳门跟进服务的责任分工。设置粤澳联络专员岗位，负责个案转介、日常沟通与应急协调。并将澳门籍戒毒人员纳入珠海市或合作区就业帮扶体系，协调企业提供过渡性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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